2020年10月30日晚19點至21點，由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行政法研究所主辦的“公法與治理”系列講座第二十七期在騰訊會議線上成功舉行。本次講座由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馬允副教授主持，荷蘭伊拉斯姆斯鹿特丹大學教授、荷蘭馬斯特裡赫特大學教授Michael Faure以“環境規制對投資環境的影響”作主題報告。中國海洋大學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胡偉強博士、武漢大學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環境法研究所劉靜副教授、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民商經濟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呂夢醒博士、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法與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徐文鳴副教授、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國際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劉冰玉博士等參加與談，共計50餘名聽衆在線收聽了講座。

馬允副教授首先對各位老師的到來表示感謝，并對本場講座的主題和與會嘉賓進行了簡要介紹。我國當前正在推進一系列旨在優化營商環境和提高在世界銀行《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排名的改革舉措。改革措施和規制手段的實效性成為了受到廣泛關注的、具有極強的實踐意義的問題。

Michael首先指出，“環境規制對投資環境的影響”是一個富有争議的話題。其争議焦點在于，基于不同的環境規制政策之間具有一定的競争性，部分學者堅信競争能夠帶來更高的産品質量和更低的價格；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擔心，這可能會導緻各國競相采取更為寬松的環境規制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資、形成“污染避難所”（pollution haven）效應。

Michael認為，不必因為擔心影響投資環境而放松對環境領域的規制政策。首先，根據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經濟收益的增長和環境污染指數的走低是并行不悖的，換言之，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能夠同時帶來更好的環境質量和更高的經濟效益——這可能與經濟轉型有關，也可能來源于公民需求偏好的變化；波特假說（The Porter Hypothesis）和加州效應（California effect）同樣能夠有力地支撐這一主張。根據波特假說，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會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開發更為環保的生産技術，而這種技術上的創新在某種意義上能夠促進經濟效益的增長，進而實現環境質量和經濟效益的雙赢。在此基礎上，加利福尼亞州的實踐似乎說明了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甚至會産生激勵經濟效益的效果，即所謂的逐頂競争（Race for the top）。

其次，針對不同的環境規制政策之間可能會形成“污染避難所”、逐底競争（race to the bottom）的觀點，Micheal認為，其一，如前所述，環境政策對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力本身就是有限的，如果想通過放低環境規制門檻的方式吸引企業投資，恐怕還需要考慮企業是否真的會買單；其二，能夠形成不同國家、不同規制政策之間惡性競争局面需要滿足兩個前提，一是企業本身遷移（relocation）的成本低，二是環境污染本身是難以跨境（transboundary）的——而顯然跨國排污是非常常見的現象。

最後，Michael指出我們應當正确認識環境規制政策對投資環境的影響力大小。實踐中，企業在進行投資選擇時更傾向于考慮稅收、基礎設施、勞動力市場等因素；世界銀行進行投資環境評估的相關研究時，關注點也更多地放在公司法領域的規制政策上；更有甚者，環境規制本身的影響力似乎還需要包括政策執行的部分。換言之，即使是一模一樣的政策，執行力度不同時也會對企業的投資意願産生不同的影響。因此，環境規制政策本身對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力恐怕是有限的。

與談嘉賓們依次發言。胡偉強博士首先對Michael的精彩發言表示感謝，接着提出了以下三個問題：①在重新回到帕累托定律統治下的後現代社會，以人均GDP和不平等為前提的庫茲涅茨曲線是否依然适用？②根據經濟行為的社會嵌入理論，環境監管不僅能夠促進可持續發展，而且能夠保護社會免受環境惡化的影響；③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以不丹為例提出疑問，即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例的理論模型是否具有普遍的參照意義？

劉靜副教授表達了師門重聚的喜悅，并回到中國實踐，追問相關理論對中國的實踐所具有的指導意義：①我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初看各省之間的關系與聯邦制下的州際關系有所不同。但考慮到地方的立法自主權、執法力度等情形，實際上我國環境管理體系也是去中心化的；②進一步地，我國實踐證明地方政府之間在環境規制方面的競争既有逐頂競争也有逐底競争。

呂夢醒博士則更為關心應如何平衡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指出環境規制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需要結合具體國情進行讨論，并分析了我國環境規制政策對企業投資決策所可能産生的具體影響，例如企業的生産經營活動需要經過環境影響評價、申請排污許可、交納環境稅、環境責任險等。事實上，環境政策會對投資環境及企業的投資決策産生較大的影響。呂夢醒博士以當前地方環評改革為例，具體說明了地方優化營商環境的嘗試對環境保護帶來的潛在風險。

徐文鳴副教授則提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也可能是導緻庫茲涅茨曲線走向變化的原因，并以ESG投資為例展開分析。ESG即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要求企業在發展中注重環境保護、履行社會責任、完善公司治理。這些信息不會體現在公司财務上，但卻關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是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備足夠社會責任感的重要标準，提供了一種評估企業長遠發展潛力的标準和規則，激勵投資者們關注企業的社會效益。

劉冰玉博士首先以我國施行的洋垃圾進口禁令為例說明一國（國内的）環境規制政策所可能産生的國際影響。對發達國家而言，其應對我國洋垃圾禁令可能選擇：或是發展推動科技創新，提高垃圾回收利用率，盡可能減少污染的産生；或是将垃圾出口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東南亞、非洲等國）；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其也面臨兩種不同的應對路徑：或是效仿我國，為了保護國内生态環境而拒絕垃圾進口；或是借此機會降低洋垃圾進口準入門檻，以獲取吸引外資的競争優勢。劉冰玉博士指出，國際社會需要更為嚴格、更為一緻的（harmonized）跨國環境規制政策以應對的廢物的跨境轉移問題。

其次，她以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為例，分析該機制對其他領域所可能産生的外部效應，例如該機制可能成為歐盟綠色貿易壁壘，繼而影響其他國家與歐盟的貿易往來，不利于維護正常的國際經濟秩序等。劉冰玉博士認為，在分析各國或區域内環境規制政策時，不能僅局限于相關政策對環境質量、環境治理的影響，也需警惕一些國家可能利用環境保護作為借口，對國際經濟秩序或WTO規則産生不良影響。

Michael針對與談嘉賓的發言和聽衆的提問進行了一一回應。講座最後，馬允副教授對各位嘉賓的到來和精彩發言表示感謝，呼籲更多學者關注環境規制與投資環境問題，期待環境治理領域研究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