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衛海，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教授

内容提要: 建設“一帶一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大戰略決策。海上航運的安全，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來，海盜、海上武裝劫持、海上恐怖襲擊等海上暴恐事件發生頻仍，對國際和中國海運利益構成極大威脅，對實施海上絲路戰略構成嚴重挑戰。确保海運安全免遭海上暴力的直接措施有五種。以防範索馬裡海盜為例，聘請專業安保公司實施駐船武裝護衛，是确保海運安全的有效模式，不僅符合國際法，也為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法律所允許，在夯實中國海洋總體安全上具有戰略意義。在中國語境下，該模式面臨法律風險，應在新型國家安全法律觀的統合下，加強法律保障，與軍艦（機）護航齊力協作，共同型構中國海運安全的最佳模式，确保中國海上核心利益的實現。

關鍵詞：一帶一路  海運安全  武裝護衛  安保公司  家安全法律觀

節選：随着中國“走出去”海外發展戰略的實施，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有十餘個年頭，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遠洋運輸的生命線地位日趨确立。近些年海上暴恐事件發生頻仍，對國際和中國的海運利益都構成極大威脅，在此重要戰略機遇期，更應“進一步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為維護國家海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相統一，着力推動海洋維權向統籌兼顧型轉變。

“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加強對相關立法工作的協調，确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重要講話，同樣适用于國家海運安全領域的改革，适用于整體國家安全工作實踐，指引我們樹立和踐行新型國家安全法律觀。

1．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在應對海上暴恐威脅的問題上，強調綜合思維。在聯合國尤其是國際海事組織合作框架下，在法治化軌道上全面推進各種保障能力建設，共同建構軍艦（機）護航和安保護衛齊力合作、密切協同的新型中國海運安保模式，全面提升我國海洋安全保障能力，确保我國海上核心利益的實現。

2．通過積極的國際合作、對話、磋商，為中國海運安全打造堅實的國際法保障。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法律也不斷被檢視和建構。理想的國家安全的法律存在于通過各方充分的參與、交往與對話達成的共識之中，存在于建立在整體性基礎之上的對國家安全實踐的最佳論述之中。在安保護衛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問題上，聯合國安理會、國際海事組織、各國政府及軍方、安保公司固然受制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該議題的内涵和意義起始也存有沖突和抵牾；但在持續的護衛實踐和充分對話中，這一問題不僅得以消解和廓清，而且漸次被認同或者期待為保障海運安全的強力柱石。

3．國家安全法律應堅持以人的安全作為海運安全立法的核心。新的世紀，國家繼續對安全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夯實國家安全的基礎。目前，境外中資企業和人員構成了數量龐大的跨國安全需求主體，其人身、财産安全是國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要“堅定維護國家利益和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權益，加強同世界各國交流合作，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積極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 。我們必須正視海外安全存在的高風險、低安保、損失慘、救濟弱、輕反思、缺監管的現象，采取切實、有效、多元的方式，應對始終存在着并且越來越強的威脅與挑戰。

4．國家安全法律應堅持以正确義利觀為指導，推進海運安全立法的發展。随着中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體系，中國海外利益的規模、範圍和影響力越來越大。與此同時，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人類社會也全面步入“風險社會”，緻使中國在海外的企業、機構和人員面臨着日趨嚴重的多樣化安全威脅。中國的安全與國際社會的安全休戚與共，密切關聯。包括海運安全在内的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不僅堅持在聯合國框架下，肩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責任，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共同應對全球安全威脅，也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親誠惠容，共同發展，提升在地安全保障的能力，從根本上鏟除暴恐的溫床。

5．創新多元合作的新體制、新機制，統籌調配一切安保力量，全面提升海運安全水平。在提高國家安全保障能力上，法律需要采納綜合多元、共同合作思維，改進協調程序，将現有的程序和方式整合為一個系統性框架。其精義在于面對零散的、碎片化的安全版圖，法律必須承認多個部門、多個組織共同進行的協力型國家安全實踐。其重點不僅要構建穩健果斷的領導決策機構、敏捷有力的跨部會綜合協調機構，規範和監管“新的行為主體”，還要概括出應對一般類型國家安全事件的國家标準、指南、守則、系統和技術，以進一步詳定應對包括海上暴恐事件在内的具體安全事件的預案、流程、程序、協議和功能。其中，在承認專業、規範的私營安保力量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基礎上，構建部門、組織和不同區域間各種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互助協議和援助協議，從而使人員、設備、物資和其他相關服務得以迅速獲得，是當前海運安全法律值得努力的方向。

6．堅持平衡風險和責任，調動有利于維護海運安全的商業、經濟因素。法律應承認“脆弱性”和“可靠性”是安保體系的兩大指标，建立健全風險評估和監測體系，全程跟蹤和控制風險發展；對可容忍的危害後果進行理性預判，通過各種後續補救預案和措施以快速恢複抵禦各種安全威脅的“韌力”。我國不僅要加強立法，科學設計海上保安服務的險種，調動中國保險業承保的積極性，發揮其激勵、調控和監督功能。還要充分發揮保險公司的作用，尋找在戰争險、暴亂險、海盜險、綁架險等高危保險有專長的海外公司為我所用，利用商業機制，使風險和危害後果得到合理的轉移和控制。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并全文轉載于《新華文摘》2015年第19期。

獲獎：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2015年度代表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