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進法學學府的那一刻起，我們開始不斷思索，法律人的使命應當落于何處？

我們在問：我們到底從何學起？該怎麼學？我們怎樣将學習、學生工作與生活真正平衡起來？我們怎樣邁向更遼闊、更廣袤的生命？

他們在答：我以自身生命觀照天地，願給你最真摯的分享；我以滿腔熱血投身學術，願述說求學以來用心貯藏的積澱；我以每一言、每一行為你舉起燭火，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

走進師者如蘭，于訪談與思索間，駕一葉扁舟，渡遠洋以遙望前途似錦，聞師道以辨明人生方向，共赴你我光輝未來。

引言：

從本科到博士，從學生到老師，張勁老師與法大一路相伴，是陰差陽錯，也是無怨無悔。這一路上，有真性情、仗義的同窗，有交換真心的學生，還有交互影響的師友。每一段相遇同行，都令他對“别無選擇”的選擇“并不後悔”，更彰顯着法大人一以貫之的氣質。

  在憲法學課堂上，張勁老師選擇做一個溫和的解釋者。帶着正确的态度、思想的深度、知識的廣度和必要的溫度，他引導學生回到曆史的場景中，追問何以如斯、體諒能夠如斯、堅持應當如斯，在溫和中體察現實的困境并深化自己的思考。

1、您的本科到博士都是在法大修讀，可以分享一兩件求學時的趣事嗎？

——往事“慘痛”，記憶不堪回首。但我至今仍然比較喜歡和這樣的人交往，他們有真性情、很仗義、重情義。

相比于今天的大學生來說，我上大學的時候經濟條件不是特别好，每個月的生活費大概是一百多塊錢。我記得大二的時候，幾個男同學組織一起去白洋澱玩。因為沒錢，我們在食堂買了一大推饅頭、鹹菜，還有大蔥和蘸醬，然後就出發了。我們住在當地的那種現在叫民宿、過去是民居的地方，碰上兩個中财的女生，她們也想找幾個大學生一起玩，于是我們一塊坐船、喝魚湯、喝劣質酒。我的兩個同學堅決不讓她們分攤租船或者買魚的費用，可能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有這樣一種觀念——怎麼好意思讓女生出錢呢？男人嘛，總得有點風度。當然這導緻了我們經濟上更加的拮據，但我們那時覺得吃點苦也沒有什麼。不同時代的大學生真的有一些差别，現在同學聚餐，通常都是AA制，權利義務關系非常清楚，但是我們那個時代同學之間聚會，特别是好朋友之間，幾乎不會是AA制，因為我們覺得沒有溫度，沒有人情味。
我記得大概是在大三開始，我和幾個同學大概三四個人還一塊兒“共産”。我是總管，他們把彙款單交給我，用錢來找我申請，我同意了以後他們就用。結果一會兒一個同學說他足球隊、藤球隊要聚餐，要花錢；一會兒一個同學說手表丢了，不重新買沒法跟家裡交代，得花上百塊錢；又有同學說女朋友過生日要花錢……最後的結果是我們欠了六百多塊錢。那個時候六百多塊錢真的是一個天文數字，我出面去找我們班的上海女富婆借，一直沒有還清。直到畢業的時候，每個學生有200塊錢的派遣費，我們的畢業派遣費加起來正好600塊錢，終于把它還清了。

所以往事慘痛，記憶不堪回首。當然我也有管理不嚴的責任，但是其實我至今依然比較喜歡和這樣的人交往，他們花錢可能沒有計劃，缺少了精打細算，但這樣的人有真性情、很仗義、重情義。現在我反倒不覺得這是一個太大的缺點，雖然也不是多大的優點。我想到的就是這些時代的差異。

2、您大概什麼時候開始在法大任教？為什麼會想選擇留在法大呢？

——有一種選擇叫做别無選擇，但我并不後悔。

我是90年上大學，94年畢業，然後就留在了學校。嚴格來講不算留校，而是留在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當時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和伟德这个平台怎么样都是司法部直屬的，同時都在昌平校區共享一個校園，據說分配的比例是政法大學占3/4，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占1/4。後來兩個學校當然也就合并了，所以也可以說我畢業就算是留校了。其實本來我想去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去成，留在學校也是想過兩年就走的，因為那個時候的就業不像今天這樣艱難。後來因為我這種随遇而安的性格，我就這麼待下來了。

我開始是留在學校的團委，其實是行政人員。96年的時候，學院剛好要成立一個新的教研室，缺一個講憲法的老師。所以說選擇成為一名憲法老師，不是因為我一開始就特别熱愛憲法，而是因為有一種選擇叫無可選擇——因為我想從行政崗轉到教學崗，正好有這麼一個機會，我通過了試講，就當上憲法的老師了。憲法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甚至可能有一些敏感性，所以我經常很羨慕那些講民法、刑法的老師，但是我并不後悔。因為我們憲法研究所的同事給我提供了一個非常良好的人際關系的氛圍，法大優秀的同學也給了我很好的教學體驗，所以我并不後悔。

3、您的課堂十分受同學們的歡迎，想請問老師會從哪些角度來考慮設計課堂呢？

——我們既背負着“教”之期待，也背負着“師”之名聲。老師以關心來交換學生的真心、以耐心來提升學生的信心，而學生以虛心來交換老師的用心，以誠心來換得老師的甘心。

在法大，特别是法學專業，當一個老師挺不容易的。大家總是說同學們很内卷，其實學生選老師的模式也讓我們老師很内卷。學校的選課機制形成了一種對老師的倒逼機制，特别是法大的十幾門核心課、專業課、骨幹課。講同一門課的老師都很多，客觀上造成了不是我們老師積極主動地去想怎麼講好課，而是要想站住講台，就得講好課的情況。要在法大講好課，我覺得可能有這樣幾個方面：

（1）首先是要有态度。正确的态度首先是一種政治态度。學術無禁區，但課堂有紀律，我們為人師者承擔着正确引領學生的政治态度、政治方向的責任。特别是憲法學這門課程，它關系到國家的社會制度、根本政治制度等重大的問題，老師需要有引領學生的正确态度的意識。

這種正确的态度還包含老師對教學、對學生、對課堂本身的一種态度。有句話說“老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句話實在很讓人惶恐，因為我覺得老師是一個不高尚也不卑微的職業。但是我們畢竟要面對萬千的大好青年，我們既背負着“教”之期待，也背負着“師”之名聲，要對得起這樣一個名号，就得認真對待課堂、認真對待每一個學生，讓學生上你的課，不覺得是一種折磨，就要盡可能讓他們能夠有所啟迪。帶着這樣一種态度來從事教學，付出了多少就會收獲多少。我期待的師生關系，應該是老師以關心來交換學生的真心、以耐心來提升學生的信心，而學生以虛心來交換導師的用心，以誠心來換得老師的甘心。我相信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彼此傷心，将來回想起來我們還可以一起開心。我們的師生關系，是良性的也是溫暖的。

（2）其次是要有一定的思想的深度。大學教育，特别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教育，不能僅僅是知識性的介紹，更應該啟迪思想。我們作為老師，首先要去引發學生的思考，也就是問題意識；在思考的基礎之上，經過思辨從多個方面去辯論、去探讨；然後，我們才可以形成對某些問題的理解。作為大學老師，教學不是逐個知識點的介紹；作為學生，學習也不是知識點的記憶和背誦。教學是思想的傳播與傳承。

（3）還要有知識的寬度。法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但我們不能僅僅介紹法律條文。我們為師者除了要理解專業知識以外，也需要讀一點曆史學、讀一點政治學、學一點社會學。我想，在這樣的一種寬度之下，我們才能增強知識的整全性，加深對問題的理解。專業的老師有時候需要多讀一點不專業的雜書，這是知識的寬度。當然，這個概念内在地包含着怎麼樣有寬度的問題。一些重大的問題，我們可能要去聽一聽正反兩個方面的觀點，譬如公務員的子女考公應不應該受到限制、去年大家激烈讨論的拐賣婦女兒童買賣是否應該同罪等等這些問題。一定的知識的寬度，可以幫助我們建立理性的思考。支持者為什麼主張買賣同罪，而反對者的疑慮又在什麼地方？隻有這樣有寬度地、有整全性地把握他們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我們才可能趨于理性。

（4）最後是要有必要的溫度。必要的溫度主要是我們需要對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中國法治的運行等狀況有同情的理解，要保持必要的尊重和謙卑。我們要知道，在很多問題上，理想其實不是現實世界的一個絕對的坐标，而隻是代表一種方向。批判有時候是容易的，但是我們怎樣在中國的條件下去建構它、推進它，這需要有必要的溫度。這是我覺得在講課的過程中，特别是在講憲法學這個課的過程中，必要的溫度是我比較看重的。

4、您現在的課堂風格與課堂設計有受到自己曾經老師的影響嗎？

——按照系統論的觀點，我們每個人的觀點、方法、态度，都是在一個系統當中彼此交互影響的。如果說我今天的課還能被一部分同學所認可的話，也算是一種知恥而後勇的結果。

按照系統論的觀點，我們每個人的觀點、方法、态度，都是在一個系統當中彼此交互影響的。從法大來說，從我所在的憲法研究所來說，我覺得有幾個老師對我的影響還是很深的，像王人博老師、焦洪昌老師、李樹忠老師，還有秦奧蕾老師。

王人博老師是我的博士導師，他的課堂兼具思想的深刻性、觀察的敏銳性和表達的生動性，我想大家都是有深刻的印象的。我讀王人博老師的博士，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刺激的結果。大概是在2002年，王老師從西南政法大學調到我們學校，那一年他上課的教室和我的教室是緊挨着的，而且我上課必須經過他的教室。他的教室真的是人山人海，學生站都沒地兒站了。而我的教室雖然不能說門可羅雀，但上座率就顯得比較令人悲傷。所以我覺得，如果說我今天的課還能被一部分同學所認可的話，也算是一種知恥而後勇的結果。這也是我後來讀王老師的博士的原因。當然，我比魏源要真誠，因為魏源老想着“師夷長技以制夷”，而我真的想通過讀王人博老師的博士來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和教學能力。

第二個老師是焦洪昌老師。焦老師是我的碩士導師。焦老師對于憲法價值的堅守真的令人尊敬。他每一篇演講稿、朋友圈的文章，我都是篇篇收藏的。我至今認為焦老師主編的《憲法學》教材，寫的最好的部分是他為6個版本寫的6篇序言。前兩天看盧春龍老師說“焦洪昌老師是法學界最優秀的散文家”。他的才情、他的堅持都讓人印象深刻。

第三個老師是李樹忠老師。我96年開始上課，那時候沒有資料，也沒有書，我是找李樹忠老師借的書，至今都沒有還，酒後他還偶有提起。李樹忠老師對于憲法的真誠、對中國憲法實踐的關心和推動憲法實踐的身體力行，都令人動容。經常說日久見人心，但我覺得酒後見性情。酒後我們跟樹忠老師談論的問題，從來都沒有家長裡短，隻有縱論古今中外的憲法，而且一談論就是好幾個小時。遺憾的是，我不勝酒力，經常喝多了睡着了，以至于錯過了很多的經典語錄。樹忠老師酒後的憲法觀點經常迸發出思想的火花。

第四個老師是秦奧蕾老師，同學們都知道，我的憲法課都是跟秦老師搭檔的，我們是十幾年的搭檔了。秦老師本可以憑顔值，卻自帶芳華的氣質；本來可以憑氣質，但是她對憲制精義的鞭辟入裡，更讓人折服。所以我何其有幸有這樣一個好的搭檔，而且她還擔待着我不喜歡早上上課的習慣，也讓我脫逸了我自己憲法規範研究的短闆。

我真誠地感激這些老師。我的憲法課很多時候都是從這些師友身上吸收借鑒經驗的。當然這樣的舉例難免挂一漏萬，憲法研究所的其他老師，比如姚國建老師關于基本法的研究，王建勳老師的專著《馴化利維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論》，對我都是啟迪。

5、您曾當選“法大最受本科生歡迎的十位老師”，很多同學都被您溫和而又頗具批判性的談話和授課風格深深吸引，請問您是如何形成這樣的風格的？法學學者在對熱點事件進行學術讨論時，一些學術觀點的表達常常處于風口浪尖上，您覺得較為溫和的語言風格會更有利于觀點的表達嗎？

——我們要有應當如斯的堅持，但也要有何以如斯的追問和能夠如斯的體諒。

   首先，我認為自己應當是一個解釋者，我的憲法的課堂有時候并不是在批判什麼或者指引某種方向，我的更多的着力點在于去解釋他為什麼這麼規定，以及規定的社會背景是什麼，我往往是回到曆史的場景當中去發現。我的任務是呈現，而不是更多地在批判，所以我的風格也會顯得比較溫和。

我個人也堅定地認為，隻有溫和才是社會持續的建構性力量。我反對任何極端的東西，無論極左還是極右，凡是極端的思想和行動都是仇恨的播種機，都會帶來社會的撕裂。當然溫和不是不鮮明，而是應當理智清晰地明辨是非。我們要相信任何重大的公共決策，一定都包含着理性的成分，任何制度設計其實都沒有絕對的善，一種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利益衡量。所以我在課堂上做得很多的事情，是做一種發生學的追問——何以如此？我們要有應當如斯的堅持，但也要有何以如斯的追問和能夠如斯的體諒。實際上我也在引導同學們去明白，很多的時候我們着面臨一些結構性的限制，我們很難超越立法者，也很難超越他身在的社會結構性限制。

當然溫和并不是否定批判和反思，我隻是反對極端，我并不反對學術觀點的表達，我們其實是需要這樣的表達。因為學術務求深刻，一深刻，可能必須要逾越，必須旗幟鮮明。如若特别的中庸，既要又要，可能就失去了觀點的深刻和旗幟的鮮明。溫和不在于否定某些旗幟鮮明的觀點和批判，而是在于我知道支持者的鮮明的立場，同時我也知道反對者的疑慮和擔憂。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才發現這個事情不好辦，它的難處。譬如犯罪人員子女能否考公的問題，這樣的讨論顯然是有巨大的價值的。這樣的政策正當與否，關鍵在于是否對潛在的犯罪分子形成了巨大的威懾。而客觀上有些公職人員犯罪，他的子女其實是既得利益者，因而承受一定的限制也是相應支付的對價。這個時候你會覺得這個制度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是從另外的角度來說，它确實又有問題，它是一種連坐，與罪責自擔的觀念産生了一定沖突。此外有一些極端的例子，比如虐待罪。虐待罪的罪犯是犯罪分子，但他的子女其實是受害人。這時這個制度又顯得很荒謬。如此你才清楚問題雙方的思考，進一步尋找解決問題的技術，我們會考慮對犯罪分子進行類型劃分，不同類型的犯罪分子的罪行對其子女考公的影響應當是不同的。可是當你在進行類型化劃分的時候，你會發現面臨一個分類的技術難題，而且難以周延。這也能體現出我主張溫和，希望大家同時能夠理解問題的複雜性，從而避免草率地選邊站隊。我們對公共決策重大問題的這種兩難複雜性，一定要有深切理解，否則我們很容易走向偏執或者線性的思維。這也是我在課堂上特别注重引導同學們養成的一種态度和思考方法。

6、您在多次講話中都有談到法大人的氣質，從您求學到留在法大教學的這些年來，法大人一以貫之的氣質是什麼？今天的已是作為您學生的法大人的氣質，與您當時作為學生時的法大人的氣質是否有了改變？

——這些傳統包括赓續自錢端升先生開放包容的學校精神，包括江平先生倡導的“隻向真理低頭”的風骨；也包括一代代法大人推進共和國法治的熱忱，一個個法大人在一次次法治事件當中的仗義執言。

   時代在變，法大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學生，他總是有變，也有其不變。法大昌平校區位置相對偏遠，也是校園面積不大硬件條件相對不太好的校區，海澱校區就更加擁擠了，但是它卻能夠吸引一代一代的優秀學子加盟。這當然說明了我們國家和社會對法治越來越重視，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法大有一些優秀的傳統，顯然我們不是因為硬件或者一個非常好的校園環境在吸引着學生。我想，這些傳統包括赓續自錢端升先生開放包容的學校精神，包括江平先生倡導的“隻向真理低頭”的風骨；也包括一代代法大人推進共和國法治的熱忱，一個個法大人在一次次法治事件當中的仗義執言。所以端升不隻是一座樓，也是法大人慈端升騰的法治信念；法治天下不隻是一塊碑，江河平流，隐喻着法大人一往無前的執着。

今天法大的同學有更好的社會經濟條件，有更開闊的視野，當然承受着更嚴重的内卷壓力。我期待法大的同學們能夠傳承法大精神，傳承法大人強烈的家國情懷和鮮明的法治品格，以不負新時代。

結語：溫和，廣博，思辨……從課桌到講台，張勁老師始終保持着”真性情”，在“别無選擇”中走出自己的路。與同學以心換心，與良師益友結伴而行，在教學與研究中，張勁老師選擇做一個辯證的思考者，溫和的解釋者，即使在面對現實的困境時也始終保持着必要的溫度。他的言行教導我們在溫和中求索，在困境中仗義執言，這樣的精神和态度正是法大人一以貫之的氣質。“法治天下”不僅是一塊碑，江河平流，隐喻着法大人一往無前的執着。

下篇

引言：“溫和表明清楚的立場，清楚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和解決的難度”，面對問題，張勁老師總是溫和的。立足于現實的困境，他以溫和的态度思考、批判、理解與堅持，在溫和中更加理性、不斷進步。

面對男女不平等的現實，他滿懷着對弱者的關懷，主張既要有信心，又要有耐心；面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難題，他縱論古今中外，主張開放包容的同時，要有中國定力，有鑒别、有選擇。下面是我們與張勁老師的對話——

1、對于社會上的熱點事件、熱點問題，比如去年的小花梅事件和當下熱議的犯罪子女考公問題，很多的法學學者都會在網上發表自己的觀點，您覺得像您這樣溫和的談話的風格會更利于您自我觀點的表達嗎？

——溫和不是和稀泥，不是在理解和同情的掩護下為作奸犯科者背書。溫和表明清楚的立場，清楚地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和解決的難度。

我是一個解釋者，解釋是比建構更容易的，而很多人往往更喜歡建構。有時建構的時候事件本身還是不明确的，比如這個事件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其影響到今天也沒有平息。前一段時間判決的結果出來了，又引發了新的一輪的關注。而所謂溫和，在我看來首先要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無論你怎樣去同情和理解，你絕對不能說小範圍的這樣一種遭遇是沒有辦法的環境下的産物，你不能持有這樣騎牆式的觀點。溫和不是不鮮明，而應當理智清晰地明辨是非，在這也是我們法治發展的要求。

但是基于常識，這個事件成為公共熱點具有偶然性。如果沒有照片和采訪，這樣的事件在當地可能會被大家熟視無睹。我們當然可以指責有關部門的失職與懈怠，這樣的指責很容易，但是問題是為什麼作為一種現象，它能夠被大家熟視無睹。這裡就包含着重男輕女觀念形成的男女比例嚴重不平衡問題。在一些貧困落後的地區尤其是農村和山區，拐賣婦女有着廣泛的“市場”，因為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衡導緻他們不得不通過這種方式解決婚配問題，從而親戚鄰居對這種現象也往往熟視無睹。尤其是我們如今面臨着幾千萬的男女比例差距——這幾千萬也并不是均質化地投放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在一些發達城市和地區就不會有這麼嚴重的問題，甚至女性占比高于男性。如此，部分地區的再失衡反過來就加劇了農村和貧困地區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一些特定的地區就會被放大，這就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我們能做的就是以一個和緩的方式去改變重男輕女的觀念，進而改變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狀。我們抨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幾十年了，但是這作為一種現象從來就沒有消滅。

溫和不是和稀泥，不是在理解和同情的掩護下為作奸犯科者背書。溫和表明清楚的立場，清楚地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和解決的難度。隻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才能知道該從何做起，從改變它的根源去開始做起，而這個過程很緩慢，需要耐心。類似事件中我們要看到其中的結構性問題。比如說剛才講犯罪人員子女考公的問題，認識到問題本身兩難的抉擇，看到這樣的一些理論技術的難題，你會發現這個時候你陷入了困擾。但我恰恰認為，當你陷入困擾的時候，你其實就是在進步，因為思維簡單的人從來都不困擾，有困惑本身就是一種進步。也許我也沒有一個解決問題的終極方案，但是至少我在這樣的一種複雜性當中，增加了自己的理性能力，從而防止自己偏激，溫和總是比偏執要好的。

2、男女平權的問題也是當下的熱點問題之一，老師您在很多場合也對相關的問題表達過自己的觀點，可以聊聊您研究男女平等問題的内因和外因嗎？

——平等是我們的理想，但很多的時候并不是生活的真實。
 不僅是男女平等，平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憲法的價值和理念，其中包括男女平等、區域發展的平等、種族的平等、民族的平等……對于平等，其實我說過一句話：平等是我們的理想，但很多的時候并不是生活的真實。但這并不使得平等失去意義，因為理想的意義就是在指引着我們不斷的去接近他。講到男女的平等，男女其實不平等。今天雖然說女性的地位總體上在婚姻、家庭、政治很多層面的地位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是男女之間還是不平等。

男女為什麼不平等？我們沒有人說男女就應該不平等，但事實就是不平等。我們一方面要看到男女平等的問題是世界性的問題，并不是隻有中國是這樣，人類的曆史幾乎都是從最開始的母系社會到後來的男尊女卑，然後到女性主義，再到男女平權的發展演進的過程，這是人類曆史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律呢？我們要回到我之前講的，我們要有結構性關懷——母系社會中女性地位高，是因為那個時候的生産力發展水平和社會生産方式，最後導緻了同居時代。農耕文明時代，你會發現在農耕文明當中男尊女卑繼承了一種規律，因為男性的體能優勢以及農業社會對體力勞動的高度認同，所以農耕文明中會呈現男性社會地位普遍高于女性的社會結構。全世界都是如此，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規律。所以說今天我們婚姻法上也好，憲法上也好，我們強調男女平等。但是事實上，在中國的很多仍處于農耕文明模式和生産方式下的地區，依然很難改變男尊女卑的觀念，這就叫結構性限制。而随着信息化、現代化、工業化的發展，女性的地位會不斷的提高。關于未來，我覺得正确的觀念讓我們知道方向，但是有些時候時間才是決定性的力量，這恰恰需要我們按照正确的方向，耐心地推進。

3、您曾提到“憲法的精神體現在對弱者的終極關懷”，我們從性别平等的角度上怎麼去理解這句話？

——對于那些發展上和觀念上的“弱者”們，我們應當懷有一種政權性的關懷。
   憲法的基本價值體現在對于弱者的終極關懷，因為憲法調整國家和公民的關系，它更關心公共權力的控制和人民權利的保障。因為個人在面對國家公共權力的時候就是弱者，所以說它體現對弱者的關懷。這也是我剛才說的，我們的制度需要基于這樣一種現實結合女性的特點對女性進行傾斜。

當然這也面臨着一些難題，因為我發現女性主義本身就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女性群體對女性主義就有不同的理解與态度，有些人抵制女生節，認為這是消費女性、矮化女性的表現。這種态度認為女性并非弱者，人們應當給予女性與男性等同的對待。還有一種态度認為“女性以其為弱者而赢得尊重”，比如我讀到過的上野千鶴子就提到過這一觀點。女性當然應該是自由的、自主的，但是女性天生就不是男性，也不必成為男性，女性就是以弱者的身份赢得尊重。所以就餐時男士為女士擺正座位，上車時紳士為女士開門，泰坦尼克号也是女士優先。這不是對女性的歧視，更不可稱之為社會的不文明。女性就是以弱者的身份赢得尊重，畢竟男人也有母親、也有女兒，尊重女性和對女性的關懷是一種必然，但這一态度就認可了女性是弱者的觀點。所以你會看到同樣是講女性主義，其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應該清楚我們要的究竟是什麼。

還有同學提出，我們憲法上說男人和女人享有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家庭的、婚姻家庭的各個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說憲法表達就有問題，憑什麼是女性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權利，這樣豈不是讓男性成了标準的制造者？這樣的解讀其實也表現出了女性的自我意識，但是你要明白立憲者為什麼是這麼規定的，也不要忘了我們憲法的制定背景——我們今天的憲法是1982年制定的，那時中國的社會現實就是大多數女性在政治家庭中的地位比男子要低，你要從這樣一個立憲的背景出發去思考，不能以現在的标準評判過去的人和事物。即使到今天，在中國的相當的地區，還有很多的婦女在各個方面同男子不平等，憲法的目标可以說遠未達到，但是你不要又不要忘了，我們今天的中國社會存有“曆史性和共識性”的問題。在北京男女平等的問題，他的觀念已經進入了後現代，而在中國有相當的地區因為社會生産方式等因素，男女關系問題的觀念還停留在前現代，可我們同樣一部法律要在中國的不同地區普遍地适用。中國有的地方的社會發經濟發展水平乃至社會觀念恐怕還不如100年前的上海，這叫曆史性。每一個地區地方的觀念不一樣，雖然我們都處于新時代的時刻，但你的觀念和父母的觀念、和爺爺奶奶的觀念大相徑庭。可是制度它不為你的觀念所決定，也不為我這個50歲的人所決定，也不會被70歲的人決定，而其實是大家的最大公約數。最大公約數就是在制定法律時照顧到各方的利益，達到各方所期望利益的最大交集，不求大家都認為理想、隻求大家都能接受，這其中也包括男女平等問題。

當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有的觀念已經進入了後現代的時候，不要忘了中國還有很多的地方，那些地方連前現代的觀念和目标都遠遠沒有達到，對于那些發展上和觀念上的“弱者”們，我們應當懷有一種政權性的關懷。

4、很多關注性别平等的都是女性或者說性少數的群體，更多是以女性視角去看待性别平等問題，那麼作為男性的視角，您覺得這會給您研究這一問題帶來差異化角度的優勢嗎？

——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這是習俗隐形而強大的力量。我們要知道方向，還要知道方法；我們有信心，但更要有耐心。

首先，我覺得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女性視角。因為女性之間本身就有不同的視角，有女大學生的視角，有農村婦女的視角，等等，女性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視角立場和态度，男性同樣也是如此。但是作為男性，為什麼我們也要去緻力于推動女性權利的保護，推進男女平等呢？其實同樣的道理，為什麼社會當中處于優勢地位的人，也要去關心少數或者關心弱勢群體呢？其實原因就在于，也許我們今天處于優勢，但我們保證不了自己永遠處于優勢，這是一種基于自己有一天會淪為弱者的終極擔憂。
即使你是強者，有一天也有可能會淪為弱者，亦或者你的子孫後代可能會淪為弱者，所以我們要關心弱者。即使男性今天總體上處于強勢地位，但也要關心女性，因為如今女性正更多地受到良好的教育，很難保證将來男性仍能保持強勢。因而甚至可以說：未來是女性的。我認為今天人類欠缺一場生育技術革命，如果有某種技術能将女性從生育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也許就再也沒有什麼能夠阻擋女性前進的步伐。正因為如此，男性即使現在地位強勢，也應該尊重女性。另一方面，我雖然不是女性，但我在乎的人，我的母親，我的妻子，我的妹妹是女性。這也是男性為什麼要尊重女性的另一種考慮。

當然光靠說是容易的，身體力行是不容易的。譬如從男女平等的角度來講，子女可以随父親姓，也可以随母親姓。如果生兩個孩子，一個随父親姓，一個随母親姓，這是法律規則的一部分。但是在中國，我相信目前在大多數地方、大多數家庭真要生孩子随了女方姓，可能丈夫就會感覺有點丢人，受不了家族和輿論的壓力。因為孩子随父姓這個傳統持續了這麼多年，傳統和習慣不會因為你今天制度的改變就戛然而止。當然，想要完全實現随母姓的激變依照法律是沒有錯的。但即使是法律所規定的内容，也不能忽略傳統的強大的慣性。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這是習俗隐形而強大的力量。所以說，我們要知道方向，還要知道方法；我們有信心，但更要有耐心。

5、近年來黨内法規體系加快建成、發展迅速，那麼您為什麼會選擇把黨内法規作為您的一個研究方向，您又如何看待它未來的發展方向呢？

——過去我們總是把黨内法規看成是中國共産黨的家法，而認為自己要學的是國法。黨内法規不是共産黨内部性的家法，它其實具有非常鮮明的國家性和重要的國家意義。

前年，因為新時代的發展需要，我們成立了黨内法規研究所。我從事黨内法規的研究，包括我們培養黨内法規方向的研究生、博士生，其實是一種組織上的安排，當然我們也看到了黨内法規的制度建設在新時代以來迅速的發展。在建黨100周年的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我們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黨内法規體系。直到今天，我們中央黨内法規和地方黨内法規已經有3000多部，其中中央黨内法規有200多部，加上部委黨内法規有300多部，可以看到這已經非常接近我們國家法律的數量了。我們黨内法規也有第一個5年規劃，然後正在實施第二個5年規劃，并且現在已經發布了，要（實施）第三個5年規劃。現在總的來講，黨中央以黨章為統領的，（包括）黨的領導法規、黨的組織法規、黨的保障法規等的一個黨内法規體系已經基本形成。未來，我們黨肯定還會進一步地加強黨内法規制度建設。而黨内法規學很有可能也将作為法學的一個獨立的二級學科（而存在），就像我們的民法學刑法學一樣。

黨内法規的制度建設，首先是要通過黨内法規管黨治黨。我們常講要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而要想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首先需要解決的便是“打鐵須得自身硬”的問題，所以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全面從嚴治黨是不可偏廢的，或者說隻有全面從嚴治黨才能夠提高全面加強黨的領導的正當性基礎。所以黨内法規制度建設，它的首要的目标就是刀刃向内管黨治黨，也就是我們黨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不僅是思想教育運動，同時也是通過制度來治黨。當然黨内法規并不完全是向内的，也關系到黨外的問題，比如說黨的領導體制、黨如何領導等，黨内法規與治國理政有時候是不能完全分開的。所以，黨内法規制度建設除了刀刃向内、管黨治黨外，它還有着規範黨領導國務政務的作用，它與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也是不可分割的。

黨内法規制度建設對于我們國家來講是意義重大的。過去我們法學的研究、在這個方面是有所不足的，因為法學研究幾乎不會涉及到黨内法規、管黨治黨的過程，因為我們總是把黨内法規看成是中國共産黨的家法，而認為自己要學的是國法。但其實中國共産黨領導既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那中國共産黨的黨内法規肯定就不是共産黨内部性的家法，它其實具有非常鮮明的國家性和重要的國家意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也把黨内法規體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五個構成部分之一，我想未來黨内法規将越來越成為一門顯學——法學的顯學。

6、您曾提到有一種“先進——落後二元範式”的思維方式，即“西方——東方”有時候不單是地理的區隔，它還代表着文明和開化的程度。這樣的思維方式是怎麼影響中國法治的路向的呢？您也曾撰寫過《法治的“世界結構”和“中國語境”》，提出以整體性關懷來思考中國法治，您怎樣看待西語語境和中國傳統語境對當代中國法治的影響？

——法律不是被制定出來的，而是在特定的社會結構當中生長出來的，這涉及到法律的移植和本土化的問題。

“先進——落後”“西方——東方”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它能夠成為一種範式，是有原因的。它主要體現了自工業文明以來，西方對非西方世界的一種規訓和支配，多少帶有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角。為什麼可以如此？因為他們是發達國家，他們有堅船利炮，力量是一切問題的最終判準。

我們經常使用“交流”這個語詞，比如說東西方文化交流、傳統中國和周邊地區的交流。“交流”這個詞，從語詞含義上來說是交相流動，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取長補短，共同發展，具有一種雙向性。但從文明和制度的層面來說，“交流”不是一個簡單的雙向互動的過程，很大程度上是文明的輸出和輸入的關系。

比如傳統中國時期，我們當然和周邊地區有交流，但是我們的華夏文明總體上是文明輸出者。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文明的輸出者，所以說西方視角下的近東、中東、遠東，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文明的鄙視鍊。這種格局之下，中國總體上從文明的輸出者變成了輸入者。在政治文明方面，這種輸入不僅包含社會制度，還包括法律制度。近代以來法制的現代化進程中，大陸大多是以模範西方列強為宗旨。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的法治建設中也有很多法治理念源自西方。西方法治文明對中國過去以及現在的影響都是巨大的，所以我們在課堂上做比較研究，經常還是以美國、歐洲為對象，也包括脫亞入歐比較早的日本。

我們要看到西方法治文明在中國法制近代化、現代化過程當中的啟迪和貢獻，我們堅持四個自信，不是向世界轉過身去。華夏文明從未中斷、持續發展的密碼，就是開放地吸納其他文化并将其轉化為自身内容的能力，所以我們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另一個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在中國法制近代化、現代化進程中，以西方法治文明為代表的域外文明對中國法治的支配和規訓。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講我們中國的法制要有主張、有定力。因為法律不是被制定出來的，而是在特定的社會結構當中生長出來的，這涉及到法律的移植和本土化的問題。一種法律制度可能在這個國家是非常合适的，但是移植到别的國家可能就是不合适的，好比旗袍是美的，但是穿在孕婦身上，它就是一種束縛。
所以好不好與合不合适是兩個問題。可是當你被某一種制度或者觀念單向性地支配的時，你就容易失去鑒别的能力。我們應該保持一個基本态度——開放地借鑒吸收一切對我們有益的，不管它屬于西方的還是這個世界的其他地區。過去是這樣，将來也要這樣，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這也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的題中之義。同時，在這種格局面前，我們要有中國定力，要有鑒别、有選擇，而不能淪為西方文明的簡單的尾随者。

7、您上課時經常将西方憲法與中國憲法、西方政治制度與中國的政治制度進行比較，想請問您希望同學們在這種比較的視角中獲得一種什麼樣的認識呢？比較法研究的理念對同學們進行憲法學學習有哪些好處？

——我們要相對化他者，這樣才能夠擺脫域外法治對我們的規訓和支配，從而确立法治道路的中國自信；但我們也要相對化自身，這樣自信才不會淪為自戀和自以為是。
我的第一節憲法課通常會講一個問題，就是憲法的普遍性與地方性。憲法的很多理念和價值，比如自由、民主、人權、法制、權力制約，都是普遍的。不管社會制度如何、社會發展階段如何，都應當尊重憲法的基本價值。但是憲法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地方性，地方性就是每一個國家的憲法制度都有自己内生的結構。我個人比較偏好憲法的曆史發展部分，我用比較多的課時來介紹不同國家憲法的曆史發展并作比較，其實是想告訴大家：每一個國家的憲法，都有自身内生的演化過程，都是社會力量結構在地緣環境、文化傳統基礎之上發生内生性演化的結果。

所以，比較研究不是說哪個國家的憲法就是絕對的不好，哪個國家的憲法就是絕對的優越，這不是客觀理性的态度。我們要相對化他者，這樣才能夠擺脫域外法治對我們的規訓和支配，從而确立法治道路的中國自信；但我們也要相對化自身，這樣自信才不會淪為自戀和自以為是。我相信憲法也好，法制也好，都是在比較反思、自我完善的過程中砥砺進步的，而不是在自以為是的過程當中不斷完善的。

8、在中國逐步走向現代化強國的今天，中國也在走向世界的中心和話語權體系的中心，這是否也會帶來憲法學或是整個法學領域研究思維方式的變化？中國今天如何擺脫之前的“追仿型法治”的思維方式，構建屬于自己的法律思維方式呢？

——所有的“現在”都在“過去”中生成，所有的“未來”都在“過去”和“現在”基礎上謀劃。中國的法治不能隻有世界性的來源，而要産生世界性的結果。

中國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心和世界話語體系的中心的觀點可能相對樂觀了一點，我們恐怕還是要有所努力。這主要涉及到幾個問題：

（1）我們面對世界法治，特别是西方法治的時候，我們的立場和态度問題。内因決定外因，我們在法治現代化的過程中，既要開放包容地學習和借鑒，也要有以我為主的定力。

（2）堅定四個自信。我們的法治一定是在對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現實需要、未來發展目标的綜合考量中生成和演進的。時間是連續的，是不可能被割裂的。“過去”、“現在”、“未來”并不存在截然分開的刻度和坐标，所有的“現在”都在“過去”中生成，所有的“未來”都在“過去”和“現在”基礎上謀劃。所以我們要繼承并發揚中國優秀的法治傳統。

（3）積極構建新時代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過程伴随着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二十大報告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國式現代化，也就是我們的現代化過程具有非常鮮明的中國特點。作為一個人口基數巨大的國家怎樣實現現代化？一個後發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避免像過去通過殖民掠奪、霸權主義來實現現代化？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提出和平發展的現代化的主張。中國式現代化，意味着中國的法治現代化進程必須具有我們自己的品格、我們自己的經驗以及我們自己的途徑。我們自主的知識體系的構建，應該緊扣中國之問、時代之問。國家不是一個拟制性的存在，社會也不隻是我們研究的對象，而是我們身在其中的、利益休戚與共的所在。
學術的研究應該立足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樣才能真正表現出它的實踐價值，否則我們的研究就會淪為理想主義的描摹或是淨化水月的虛幻。我們構建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契合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應是一味的尾随和诠釋，也不應是理論跟着事實跑，更不應是為賦新詞強說愁，而應是積極地提供真正的知識增量，這樣才是有意義的。

（4）積極貢獻法治的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我們不應僅僅以中國為中心、堅持問題導向、從中國實際出發。我們是一個有5000年的曆史、14億人口的國度，有近千萬平方公裡的國土的文明型國家，如果中國的法治隻有世界性的來源，而不産生世界性的結果，無論如何都算不上成功。

結語：平等與差異，輸入與交流，追仿與構建，西方視界與中國語境——張勁老師面對錯綜複雜而又對立統一的議題，以現實情況為依憑，以思考和鑒别為基點，貫穿傳統、現在與未來，以溫和的态度介紹了他在兩性關系、國家法治發展、文明交融問題上的思考。也許我們還在探尋答案的路上，它并不會浮在表面，也不應模棱兩可。理智清晰地明辨是非，溫和地表明立場，清楚地意識到解決問題的複雜性和解決的難度，這是張勁老師教給我們的避免偏激、辯證思考的”法寶“。